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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 經濟觀察 > 經濟理論 > 正文

                “兩個客觀規律”指引中國城鄉融合發展

                城鄉關系是影響一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因素,發展中國家邁向更高發展水平,必須把握城鄉演變規律,推動城鄉結構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城鄉關系和三農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在主持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現代化進程中,城的比重上升,鄉的比重下降,是客觀規律,但在我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國情下,不管工業化、城鎮化進展到哪一步,農業都要發展,鄉村都不會消亡,城鄉將長期共生并存,這也是客觀規律”。“兩個客觀規律”體現著唯物史觀的方法論,體現著對中國城鄉關系演變內在規律和根本趨向的深刻洞察,為準確認識中國城鄉關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并指引我國在深化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城鄉融合發展。

                深刻揭示中國城鄉關系演變規律

                城鄉關系變遷是各國現代化進程的普遍現象,但不同國家的變遷方式并不相同。“兩個客觀規律”在一般性和獨特性的結合中揭示了中國城鄉演變規律。從國際經驗看,導源于農業相對于非農產業的生產率落差,以及城市因人口集聚產生的規模經濟、分工經濟和網絡經濟,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工業化和城市化隨即發生,從而出現“城的比重上升、鄉的比重下降”這種普遍趨勢。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也呈現出與普遍趨勢類似的演變態勢。但“城的比重上升、鄉的比重下降”并不意味著城鎮對農村、非農產業對農業的取代,對于中國這樣超大規模的國家而言,農業農村始終發揮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多重功能,從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角度看,從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角度看,從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角度看,城鄉不能相互替代,而應相互融合、協同發展。“兩個客觀規律”將中國城鄉關系放在歷史、現在、未來的時序維度以及域外、國內的空間維度來審視,闡釋了中國城鄉關系變遷契合國際經驗的“一般性”和嵌入本土實踐的“獨特性”,在兩者的結合中描繪城鄉關系變動的趨勢,體現出對中國城鄉關系演變規律的深刻認識和精準把握。

                對農業的認識突破了經濟的視角

                植物栽培業和動物飼養業是人類發展的初始產業,也是農村部門的獨特產業。農業具有生產或經濟功能,其經營者因提供農產品而獲得收益,農產品供給也是其他活動展開的前提。馬克思指出“超越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這揭示了農業生產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基礎作用。“兩個客觀規律”指出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農業都要發展”,這突破了生產或經濟視角,是在向多領域的拓展中定位中國農業的作用。這包括:農業提供的糧食安全對中國持續發展、回應各種挑戰具有“壓艙石”作用。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包含了對綠水青山和文化資源的需要,農業在提供生態和文化資源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農業關系我國數以億計的小農戶的家庭收入,關系數以億計的農民工返鄉后的就業途徑,其對城鎮化進程具有“蓄水池”“穩定器”作用。農業具有多功能性,中國農業的多功能性尤為顯著,“兩個客觀規律”強調“農業都要發展”,表明我國不能僅從產值貢獻或經濟效益來理解農業,必須從整體現代化的宏觀視野來評判農業的貢獻。

                促進農村發展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關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可以說,當前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農村發展是現階段我國解決發展難題的重點和關鍵。“兩個客觀規律”強調在中國“鄉村都不會消亡”,這不僅是在解決當下問題的意義上理解農村發展的作用,而且是聚焦長遠戰略目標、以前瞻性視野闡釋農村發展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農村發展事關現代化強國建設,這是因為:即使城鎮化率達到發達國家普遍水平,中國的農村人口規模依然世所罕見,持續改善農民生活依然至關重要。當前,農村人口主要以“農民工”方式進入城鎮,這種城鎮化模式仍將持續較長時間,我國必須保障農民具有在城鄉間可進可退的權利。此外,農村發展關聯著農村消費需求拓展、投資效率增長和人力資本提高,其對暢通國內大循環、助推雙循環相互促進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也要求農村持續發展,規避城市繁榮而農村凋敝的情況。“兩個客觀規律”表明農村發展既有當下意義也有長期意義,既有經濟意義也有政治意義。

                在城市化和鄉村振興的協同中明確城鄉融合的路徑

                中國是人口和地理大國,已闊步邁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并處在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變革的環境中。這些因素的疊加使中國城鄉關系變遷呈現出自身特征,正如“兩個客觀規律”所揭示的,共生并存是中國城鄉關系的演變趨向。因此,促進城鄉共生并存和融合發展是當前的重要任務。現階段中國仍存在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極具挑戰性,理性選擇實現路徑就尤為重要。“兩個客觀規律”對路徑選擇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指引作用,即中國必須基于城鄉的產業分工和功能分化,依靠市場機制和政府作用,在市場化互動和行政化平衡的結合中推進城鄉交往和融合發展。既從一般規律出發持續推進城鎮化,又從本土實踐出發實施鄉村振興,從城鄉兩端入手,在城市化和鄉村振興的協同中塑造新型城鄉關系。新時代我國強調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在農村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后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產業興旺為基點推動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的全面發展。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強調城市向農村的要素流入和財政支持,盤活縣域資源,推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這些都意味著我國城鄉融合發展不是單純依靠城市化,而是在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雙輪驅動下進行。

                通過改革不斷完善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各項制度

                城鄉共生并存由微觀主體推動,微觀主體是在特定制度下結合稟賦條件進行決策的。“兩個客觀規律”立足本土特征來揭示城鄉關系演變規律,在城鄉關系制度完善方面,也是基于同樣的邏輯:從中國的大國特征出發,制度完善必須考慮城鄉關系轉變的長期性和不同地區發展的差異性;從社會主義性質出發,制度完善必須耦合人的全面發展和共同富裕目標。據此,我國注重在導向性和操作性的平衡中完善城鄉融合發展的相關制度。導向性是指我國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始終以實現城鄉居民共同富裕為目標,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線,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共同作用下實現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操作性是指在考慮約束條件和激勵相容的前提下,優先選擇震蕩效應小且對后續改革具有觸發功能的領域進行變革,例如:在考慮城市類型的基礎上分布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在對耕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實施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試點等。

                在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互動中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兩個客觀規律”是將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理論認識,它指引著中國城鄉結構變遷的方向和路徑。持續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強調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之間的相互促進,是中國城鄉發展進程的鮮明特征。在理論創新中,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是在保障農民在城鄉間可進可退的情形下進行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在小農戶為主體、農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進行,城鄉關系變遷追求城鄉居民的共同富裕,這些都是對已有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在實踐創新中,中國實施以家庭為單位的統分結合農業經營方式,在黨的領導下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協同開展農村減貧,強調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按照不同農村類型推進鄉村振興等,均體現出對已有城鄉關系演變經驗的擴展。在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互動中,我國城鄉關系正在并將繼續邁向融合發展,也必將對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撐。

                (作者:高帆,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7ZDA066〕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宋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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