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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科技轉軌信號的釋放與表現

                作者: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 李俠

                2018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指出,“充分發揮基礎研究對科技創新的源頭供給和引領作用,解決我國基礎研究缺少‘從0到1’原創性成果的問題”。2020年3月,科技部等部門聯合制定了《加強“從0到1”基礎研究工作方案》。2021年5月28日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同時強調“要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基礎研究要勇于探索、突出原創,拓展認識自然的邊界,開辟新的認知疆域”,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這一系列戰略安排凸顯出科技體制變革的大潮即將來臨,其切入點的核心就是加強基礎研究,這也是中國科技體制與科研范式轉型的明確信號。

                全國從上到下對基礎研究的高度重視與認同,是科技至上思潮最突出的表現

                回顧歷史,中國科技體制改革在1985年拉開序幕,《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在大力推進技術開發工作的同時,加強應用研究,并使基礎研究工作得以穩定地持續發展”。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改革科技體制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的講話,再次肯定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并提出科技面向經濟主戰場的戰略轉向。當時科技發展的主要任務是推進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且那一時段的中國科學知識儲備狀況及人才狀況也決定了中國科技只能選擇從應用研究切入。這次科技體制改革通過激勵機制的改革客觀上給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充足動力,直接決定了中國經濟30多年的快速發展。這個階段的科技發展路線是以應用研究為主,并確立了與此相應的研究范式。2000至2020年的研究與試驗發展(R&D)的數據可支撐這一結論,R&D投入強度與GDP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即隨著科技投入的增加,GDP也隨之增加。這也進一步暗示現代經濟的發展是建基于科技之上的,這種關系加強了人們對于科技投入的信心。根據國際通用規則可知R&D由三部分構成: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這三部分投入對于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分別是怎樣的呢?對此,我們根據以往的數據對R&D投入中各類別投入與GDP之間的相關性做了一個簡單線性回歸分析,得出結論:基礎研究投入與GDP產值之間具有弱相關性(0.1958),這與基礎研究的性質有關。應用研究投入與GDP產值之間具有高度負相關性(-0.8157),這說明應用研究與GDP之間沒有直接聯系,且其功能完全是科學知識內部的一種調適與驗證。換言之,它維系了從基礎研究到試驗發展研究之間的橋梁,這部分投入對經濟增長存在明顯擠出效應。試驗發展研究的投入與GDP之間具有高度正相關性(0.7435),意味著這部分投入的功能是知識向現實生產技術與產業技術的跨越,直接促成了科技向第一生產力的轉化。

                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R&D構成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的比例為15%、20%與65%,這個比例在我國長期維持在5%、10%-15%與80%-85%。這一對比反映了我國基礎研究投入長期偏低,導致基礎知識供給不足,進而需要向試驗發展階段轉化的知識也比較少,這也就解釋了我國的應用研究經費投入長期偏低的原因,再加上應用研究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的強負相關關系,故這一矛盾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我國長期在試驗發展研究的投入上維持全球最高的比例,也凸顯了中國知識生產向生產領域轉移的短鏈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缺點就是由知識前端(基礎研究)到知識后端(試驗發展)距離太遠,再加上作為知識傳遞鏈條中端的應用研究過于薄弱,導致后端的知識供給很難出現前沿知識與技術。從這個意義上說,應用研究就是把知識從前端向后端輸送的轉化器。根據現有研究,可證明科技健康發展的理想狀態是三種研究(知識)之間的傳遞鏈條的長度維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為實現目標,就需要新的科技發展路線圖與新的科研范式。

                傳統的從應用研究切入的科技發展模式,也是國際上較常見的科技發展路徑。但在追趕任務基本完成時,這種模式就面臨一種無法回避的困境,即支撐應用研究的上游鏈條中的基礎研究進展緩慢,缺乏重大成果涌現,此時世界范圍內應用研究面臨滯漲局面,看似繁榮,但下游鏈條卻沒有重大突破出現。原先的科技發展路徑顯然是無法為下一步發展提供動力的。對后發國家而言,這種從應用研究切入的發展路徑由于長期的成功,逐漸形成一種群體認知定勢,會導致整個社會出現路徑依賴問題。另外,這種轉軌困難還來自于現有知識的成本慣性約束。突破成本慣性軌道需要外部力量來推動,僅憑自身內部動力實現轉軌幾乎不可能。對當下中國而言,這個外部驅動來自于技術“卡脖子”這一導火索,再加上中國發展科技事業的舉國體制,迅速成為推動中國科技發展路徑轉軌的契機。回首2021年,全國從上到下對基礎研究的高度重視與認同,就是這一思潮的最好體現。

                科技自立自強正在快速從理念層面向實踐層面轉化,一種新的科技生態正在形成

                一旦全社會開始認識到基礎研究作為知識源頭的作用,那么加強基礎研究就需要理念與實踐的雙向推動。知識獲取的渠道無非兩種:從外部引進與自主研發。外部引進渠道獲得知識的成本較低,通常包括學習成本、轉運成本與傳播成本等。但這條路徑易受外部環境影響,一旦環境變得不友好可能會出現引進困難的局面。另外,長期從外部引進知識,還易造成科技共同體研究范式的習慣性依賴,會對國家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產生長期負面影響。自技術“卡脖子”事件發生以來,這條路徑開始面臨危機,此時,第二條路徑——科技自立自強就成為最值得期待的替代路徑。這條路徑可最大限度避免習慣性依賴,有利于激發科技共同體的創造性與獨立的知識生產能力。對當下中國而言,短期內從完全依賴一步跨越到完全獨立,還需經過一個中間階段——既合作又自主的階段。可以預見,這種模式將維持較長一段時間,這也是國家采取擴大開放政策獲取知識紅利的目標所在。

                如何看待科技的自立自強,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認識問題。首先,從歷史上看,任何國家科技的自立自強都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低水平的自立自強、中等水平的自立自強與高水平的自立自強。這三種模式大體對應了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與后工業社會。其次,一個進化的系統必須是開放的,“科技的自立自強絕不是要制造一個封閉的系統,而是被孤立狀態下的一種戰略安排,即便被孤立,也要充分利用與制造一切機會加強國際科技合作,這恰恰是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有益補充。”第三,科技自立自強可看作是一個國家發展科技的底層邏輯與總體方法論。不論采取哪種路徑,其最終目標都是要實現科技發展,只不過由于環境的變化導致發展模式發生改變。

                為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成功轉軌,其物質載體是什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世界科技強國競爭,比拼的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都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要自覺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使命擔當。”如果說吹響基礎研究的號角,強烈釋放出科研范式轉型正式啟動的信號,則其直接承載者就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因而基礎研究必須調動科技頭部力量來破題。近幾年國家強調的國家實驗室建設、大科學工程、重點國家研究機構的改革、雙一流大學的建設以及對科技領軍企業的充分肯定等,都體現了中國科技體制在物理載體層面正在經歷深刻的轉軌,以此全面支撐原創性知識生產、高端人才培養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支撐科技發展路徑轉軌的物質條件有了,還要從僵化的評價體系中為廣大科技人員松綁。為此,近三年來,多部委聯合發布破“四唯”、破“五唯”的通知,就是要從評價機制方面解放科技人員,并引導科技人員從傳統科技發展范式向新科技發展范式轉型;再者,近幾年基礎研究經費的逐年增高,這些都表明科技自立自強正在快速從理念層面向實踐層面轉化,一種新的科技生態正在形成,新的科技發展范式的樣貌已清晰可見。

                加強科學文化建設,塑造新環境變量,為未來社會發展提供可持續支撐

                科技自立自強目標的實現,除了需要物質條件的準備之外,國內環境中,支撐科技自立自強的文化環境也是非常重要的變量。這種支持科技發展的文化顯然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簡單翻版,而是與科技活動有更多親緣關系的科學文化。

                任何文化自誕生之日起都會經歷萌芽、鼎盛、衰落與蕭條的循環,完成由盛轉衰這個過程的時間我們稱作文化半衰期。文化為避免陷入由盛轉衰的不可逆的退化過程,大多采取改變文化結構、積極吸收新要素,使文化范式保持進步性,從而實現文化范式的轉型并以此保證文化的活力與繁榮。中國傳統文化有過輝煌燦爛的時期,每當到文化半衰期時,我們都會主動或被動地進行改革,延續中國文化的偉大傳奇。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偉大成就足以證明文化變革的深遠影響。自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來,亟需一種相匹配的文化來提供環境支撐,否則在舊的文化范式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很難充分展開,這就是科學文化思潮出現的歷史背景。

                近兩年在國內學術界熱議的新文科運動,在2021年以政策形式正式出臺。2021年3月,教育部印發了《教育部辦公廳關于推薦新文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的通知》,用經費支持的方式啟動了新文科建設。之所以會出現新文科熱潮,其訴求很明確:要適應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新要求,推進哲學社會科學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交叉融合。這種文化的破立清晰表明,舊的文化范式已不能有效支撐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更無力全面支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建設新文化具有基礎性作用。文化建設從來都是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為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成就離不開精神支撐。科學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長期科學實踐中積累的寶貴精神財富。”科學家精神內涵豐富,僅就從事科學研究事業而言,最重要的品質就是科學家們淡泊名利、潛心研究、甘坐“冷板凳”的奉獻精神。而科學精神的精髓在于批判與懷疑精神,這些寶貴的精神品質都集中體現在基礎研究領域。這是科學知識的源頭,從事基礎研究是一項探索未知的事業,充滿艱辛和不確定性。在這個領域要取得突破,必須要有自由探索意識、批判與懷疑精神,還要耐得住長期的寂寞與孤獨。基于此,我們可深切體會到國家推進基礎研究的兩個目的:一是為人類知識庫存增加原創性知識;二是通過基礎研究,塑造一種有利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科學文化。由此,我們可發現促進科技發展在政策安排層面的發展路線圖,即通過基礎研究提升科技自立自強的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建設科學文化,為未來社會發展提供源于科技的可持續支撐。

                [責任編輯:宋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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