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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類型分析與路徑選擇

                ——以遷移-分離模式為例

                摘 要:我國資源型城市占國土面積將近的一半,其成功轉型關系到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進程。在全球化、網絡化、生態化的時代背景下,基于因地制宜的原則和國家層面宏觀收縮的情景,部分資源型城市轉型可采用遷移-分離的建設或轉型發展模式,即將資源的生產地、加工地,同市民工作地與生活地通過遷移加以分離,探索形成一種網絡化的彈性組織和空間結構,以適應生態文明、創新型社會和全球化發展的時代需求,推動我國資源型城市的綠色發展。

                關鍵詞:資源型城市 空間收縮 轉型發展思路 產業結構升級 遷移-分離模式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識碼A

                全球價值鏈體系與中國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困境

                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源于美英等國的新自由主義,催生了以跨國公司為主體,以流動性為媒介的全球化浪潮,建構了全球價值鏈體系。當世界從舊全球勞動地域分工轉向新全球勞動地域分工,意味著各國及其城市在日益聯系緊密的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與作用被重新定義和塑造。當這個世界步入信息時代和高技術時代,新的全球“中心—邊緣”格局表明在以西方為中心的治理體系和交易中心下(在自由流動和網絡化的體系中,控制權或話語權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以及快速發展的光伏、風電等新能源產業的“反向”壓迫下,煤炭、石油等資源型產品的重要性和市場價值相對下降。同時,中國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快速的工業化進程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美譽,但從全球產業體系的架構來看,仍處于“半邊緣”向“半中心”轉型的過程中,即仍處于向全球供給初級產品(甚至包括部分原材料)和初、中級加工的傳統工業品的狀態,很多所謂的高新技術產品往往是在華的跨國公司生產,其關鍵技術并不在我國手中。如此,全球化進程伴隨著國家發展政策變化,資源型城市的地位、價值、區位、環境都會發生變化,發展路徑隨之需要調適。

                我國當前在技術、管理層面存在升級換代的“瓶頸”,產業鏈在全球層面處于中低端,需要深層次的智力支撐和技術體系的創新。如制造業可替代性較高,出口商品整體技術水平較低,并在近十年調研機構相關調研(Consumer Survey)的國家制造業品牌實力排名和口碑排行榜中名次都偏后。工信部2018年對全國30多家大型企業130多種關鍵基礎材料調研,結果顯示32%的關鍵材料在中國仍為空白,52%依賴進口,表明“卡脖子”的問題比較嚴重,尤其是技術水平高的產品嚴重依賴進口。我國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需要突破技術、開拓新市場。在國內市場和全球市場中處于中低端、利潤薄、競爭強的傳統資源型產業升級,尤其是對一個城市層面的升級換代絕非易事,因為這同時面臨來自內外部兩方面的壓力和競爭。

                當前,國內學術界給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核心策略是:至少應在其資源開發“由盛轉衰”這個臨界點,或者更早的時間點,著力推進資源型相關新產品的研發和升級,培育接續型產業和新發展要素,采取新產業戰略(引入全新替代產業的“大轉型”)或產業鏈延伸戰略(延伸產業鏈的小轉型)。楊振超(2010)提出建立循環經濟體系來破除“產業鎖定”,建立新產業優勢和推動產業多元化來促進城市的全面轉型。這種轉型策略及其路徑存在幾種限制:一是這個資源型城市需要具備相關的技術進步或吸收新技術的能力或條件。如若不具備技術研發和吸收能力,通常需要省區或國家的大力支持。二是部分資源型城市因為區位限制(如偏僻、閉塞、成本太高等)或條件太差,缺乏在市場條件下吸引高品質發展要素的條件或可能,即使省區或國家的大力支持,也存在不可持續性,因此缺乏繼續推動城市轉型發展的必要性,如地處邊疆和位置偏僻的部分資源型城市。三是資源型城市所涉及的主要高附加值產業鏈已被其他城市或跨國公司掌握,自身的產業升級缺乏競爭力,無法實現預想的目標。

                由此,我們可判定以下兩種情形:一是在一定的成本-收益約束下或基于可持續發展目標,一些資源型城市轉型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二是即使有成功的可能,其關鍵在于有能力吸納新技術、人才等資源,能生產出有競爭力適銷市場的新產品,并能融入國家或全球的市場體系和產業體系。由此,資源型城市能否成功轉型的兩大要素是區位優勢和適合市場需求的新產品體系(或新產業集群)。在國家或全球層面,這些傳統的資源型城市需通過全球價值鏈分工與總部所在的世界城市或我國的全球城市或專業性全球城市發生聯系,連接國家或全球生產網絡,成為這個經濟網絡的重要組成單元,至少成為能融入全球性功能的專業化城市。

                空間收縮與中國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類型劃分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和相關研究顯示,近20年來,我國的人口和中高端產業不斷向東中部地區和西部的城市群或中心城市集聚,邊緣地區或邊疆地區鄉村人口總體上處于流失狀態。隨著就業機會、居民收入和人居環境差距的拉大,這種趨勢仍將持續。在這種國家尺度的空間收縮情景下,位于東北、西部和中部丘陵地區的資源型城市不同程度地面臨人口等資源流失的問題,尤其是高端人才及其技術資源的流失,這可能會影響產業的升級換代。基于城市尺度的產業升級和調整的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傳統路徑依賴,如吸引投資、引進人才和國家支持,將可能產生“斷裂”。因此,部分資源型城市需要和區域內的中心城市結成“發展聯盟”,通過建構區域性的產業鏈或區域產業的整體升級促進城市的轉型。有些偏遠型或高端資源不足的資源型城市需要調整甚至放棄“囿于一地”這種傳統的產業轉型策略,通過區域性的產業協作方式,如城市群或網絡化的城鎮體系,融入全球產業鏈和日益復雜的城市網絡來實現城市轉型,探索城市轉型的新路徑。

                可以肯定,我國資源型城市大規模、全面性、地方性的產業結構升級,在市場化、網絡化、全球化時代越來越困難,需從“流動性”和“全球性”角度出發,將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分為“擴張態”“穩定態”和“收縮態”三大類。實際上,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傳統思路整體上仍建立在基于增長預期或擴張慣性的思維定勢上,需要徹底反思或予以調整,至少針對缺乏條件的資源型城市應建立“收縮態”的轉型發展思路,如人口規模縮小、產業特色化等,甚至可以考慮降低行政級別等措施。

                新時代,在國家碳達峰碳中和以及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輸出能源特別是化石能源的資源型城市在加快綠色低碳轉型發展中需要新動能,這個問題的核心是建立新思維和確立新路徑。我國在資源型城市轉型方針、路徑的設計中,總是盡量規避收縮模式乃至撤銷城市建制的思路。這是一種增量思維模式,其實存量、減量以及減量后的重構也是今后一種必然選擇。因此,這個新思維的核心是改變傳統的擴張性思維,建立“因地制宜”的客觀分類思維,按照擴張類、穩定類和收縮類的特征,將我國262個資源型城市進行大致分類,尤其要將邊緣地區、偏僻的山區、生態保護區等綜合成本高,后續產業或接續產業無法正常發展的資源型城市歸為收縮類的資源型城市,可采取搬遷、收縮等轉型措施。相對應,那些區位條件好、資源優勢突出、距離消費地或中心城市近、具有一定技術基礎的資源型城市才能歸類為擴張類或穩定類。否則即使有國家支持,部分資源型城市也可能無法達成綠色、低碳轉型的根本目標。

                遷移—分離模式探討

                近幾年,學術界從資源環境、技術創新、區域發展和社會環境方面,分析了資源型城市高質量轉型發展的困境,并結合現代智慧技術,從資源環境、區域協調、技術和民生等方面提出了資源型城市高質量轉型發展的創新路徑。然而在我國,無論是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三種類型中的哪種類型,都可采用或借鑒一種遷移-分離的建設或轉型發展模式,即將資源的生產地、加工地,同市民工作地與生活地通過遷移加以分離,改變傳統的將其強行融為一體在衰落期又不得不轉型發展的被動現象。也就是說,立足于當代全球化、網絡化的現實,將原料生產地僅作為挖掘、開采(可能包含必要的初級加工)的“據點式產地”,而將相關產品的研發、加工和銷售基地等布局在區位合理的中心城市中,或者工作地在傳統的礦區等生產地,而生活地在中心城市中,人員問題通過通勤方式予以解決。如慶陽市的石油產業,其石油開采生產地分散分布在慶陽、平涼等地,而其石油相關加工業集中分布在慶陽西峰區的產業園區以及西安市等地;工人在礦區上班,但企業總部、生活區和家屬主要集中在西安市、慶城和西峰等地。

                這種遷移-分離模式不但避免了傳統資源型城市的諸多轉型難題,而且規避了后面需要面對的就業、社會服務等諸多社會問題,綜合效益高,符合社會多元和產業網絡化的發展趨勢。資源枯竭礦區則完全可通過生態修復后予以關閉,節約大量的社會成本。以玉門市為例,玉門市因地處綠洲邊緣的山區丘陵地帶,本就不適合人類居住,因此城市政府堅決放棄了老城區;石油生產工人和設備被有計劃地逐步遷移到新疆油田;油田辦公、生活基地通過搬遷工程遷址,2001年玉門油田辦公、生活基地遷址酒泉,2004年玉門油田生活基地搬遷至酒泉。現在,市區只設生產作業區,生活區則遷至百公里外的酒泉;在玉門鎮建設新市區和實施了市政府遷址工程,城市空間功能進行了重構,老市區被逐步廢棄,新市區為市政府駐地,還規劃了玉門經濟開發區、石油化工工業區、建材化工工業區等區域,促進了產業多元化。自2000年開始,玉門市和玉門油田作出遷移決定,9萬居民棄城外遷,大片工廠倒閉,廠房住宅閑置,甚至被夷為平地;2009年留守老市區的人口已不超過3萬人,僅占原總人口的1/3左右,老城區僅剩無力外遷的老人、殘疾人、低保戶和下崗工人等。但外遷后玉門市憑借優越的水土光熱資源培育開發的啤酒原料、飼草、肉牛肉羊、棉花、蔬菜等優勢特色產業迅猛發展,促進了城市全面的轉型發展,逐步走出了發展困境。   

                結語

                我國資源型城市占國土面積將近一半,其成功轉型關系到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進程。但是,基于增長思維和唯城市尺度的產業鏈創新、拓展和多元化策略未必能達成目標,因為在生態文明建設、成本-效益約束和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全球化價值鏈的層級約束、競爭能力和技術進步限制會約束部分資源型城市的結構升級或替代。在全球化、網絡化、生態化的時代背景下,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應在“雙循環”中確立增量、減量相統一的新思維,按照擴張、穩定和收縮三大類分類施策;同時,適應我國部分城市“空間收縮”的國情,一些資源型城市轉型可采用遷移-分離的轉型發展模式,實現綠色轉型和高質量發展。

                【本文作者為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西北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特聘教授;本文系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子項目“高原城鎮化進程與綠色發展科學考察”(項目編號:2019QZKK100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新時代中國西部深內陸城市的全球化研究”(項目編號:41971198)階段性研究成果;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博士生滿珊,碩士生穆焱杰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1]劉清、楊永春、蔣小榮、曹宛鵬、劉笑杰:《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全球化城市網絡分析:以蘋果手機供應商為例》,《地理學報》,2021年第4期。

                [2]楊振超:《國內外資源型城市轉型理論研究述評》,《上海經濟研究》,2010年第6期。

                [3]李曉文、楊帆、薛德升:《行動者網絡視角下的資源型城市動態轉型研究——以德國多特蒙德市為例》,《世界地理研究》,2021年第5期。

                [4]關皓明、張平宇、劉文新等:《基于演化彈性理論的中國老工業城市經濟轉型過程比較》,《地理學報》,2018年第4期。

                責編:程靜靜/美編:王嘉騏

                Type Analysis and Path Selection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China: Taking the Migration-Separation

                Model as an Example

                Yang Yongchun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ecology, some of the resource-based cities can realize their transformation by adopting the "relocation-separation" model which is used for construction or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principle of using methods in line with local circumstances and under China’s macroscopic contraction. In other words, these cities can separate the locations of resourc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from the working and living places of the residents through the method of relocation, and explore and develop a networked and flexible spatial structure,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ecological progress, innovative society and globalization and to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China.

                Keywords: resource-based cities; contra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relocation-separation model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

                [責任編輯: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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